庙底沟文化在江南的踪影

作者:历史

说陶话彩(9)

摘要: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浪潮,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还对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强大的推力,在那里也发现了同样传统的彩陶遗存。庙底沟彩陶向西向南的传播,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

    ——由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西阴纹”彩陶说开去

关键词:彩陶;纹饰演变;庙底沟文化;传播

    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自发现之初,就曾引起过广泛关注。在最近出版的《澧县城头山》专著中,全部的发掘收获披露无遗,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信息。承发掘者的厚意,惠我4巨册的发掘报告与研究集,这般的厚重,用如获至宝来形容并不算过分。
    翻看报告时,有一幅熟悉的彩陶图片映入眼帘。如果是在中原,这件彩陶并无了得之处,可它是城头山的发掘品,可以算得上是至宝中的上品。这是一件在黄河中游地区见惯了的典型的庙底沟文化彩陶,它是如何出现在江南洞庭左近的城头山遗址的呢?
    这件彩陶标本编号为H210:3,出自灰坑,定器名为“盆”,为14件A型Ⅲ式盆中的一件,其实可能称为钵更确切一些。发掘者有这样简略的描述:“口及上腹饰弧连三角形(花瓣形)黑彩,并以窄条黑彩带镶边。口径24.4、底径8.8、高9.8厘米”(原图四五五,3;彩版四五,2)。从彩图上看,色彩有剥落,不过由墨线图的描绘看,纹饰构图清晰。
    我依照着墨线图和彩图,将这件彩陶的纹饰展开。这是一件中原地区常见的典型的地纹彩陶,是在红陶钵上腹部,以黑彩作衬底,空出弯角状的红地作为主体纹饰。图案构图作二方连续式,纹饰沿器腹作四分布列,均衡对称有序,循环往复无穷(图9-1)。

庙底沟文化彩陶奠定了中国史前艺术发展的基础,也是史前艺术发展的一个顶峰。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四周播散,开创了一个灿烂的彩陶时代。在与庙底沟文化同期的周围诸考古学文化中,都发现了彩陶,这些彩陶受到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庙底沟文化扩散与传播的表现,不仅是彩陶纹饰的传播,也表现在彩陶器形的传播,表现为一种高度的文化认同。庙底沟文化彩陶在播散出去的过程中,有传承,也有变改。有时这种改变虽然在形式上比较明显,但在纹饰构图上却能看出一脉相承的联系,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影响之深远。周边文化在接纳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人时,除了直接地传承以外,也适当作过一些变改。我们由这样的改变可以看到,彩陶在形式上略有区别,但内涵是相同的,这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其实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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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如大潮涌动,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潮流所向,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彩陶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是一种明确的文化传播。甘肃境内既有仰韶早中期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分布,又有仰韶晚期文化发现,在青海东部也有仰韶中晚期文化遗存发现。由这些发现看,甘肃及青海东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就已经是仰韶文化的分布区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因为地近关中区域,所见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彩陶更是与晋、陕、豫没有明显区别。如大地湾庙底沟文化阶段彩陶中的图案化鱼纹、花瓣纹、西阴纹、单旋纹和双旋纹等,都与中原所见完全相同,难分彼此(图1)。

    发掘者将这件标本的时代归入大溪文化二期,同一期也出土了一些典型的大溪文化蛋壳彩陶。发掘者当然也明确提到“本期少量彩陶图案明显具有中原仰韶文化特征”,指的便是这件“花瓣形图案”彩陶。无论是器形或是纹饰,它都是一件典型的庙底沟文化彩陶。我与发掘者的看法略有不同,觉得它的纹饰并不属于所谓的花瓣形,而是一种地纹式的弯角状纹,也就是李济先生曾称作的“西阴纹”。
    庙底沟文化典型的地纹彩陶弯角状纹,一般是周围以黑彩作衬地,空出中间的弯角。它的构图均衡洗练,图与器结合恰贴,时空特征都非常明确。它因为较早发现于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而引起李济先生的注意,他特地称之为“西阴纹”(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这其实是后来发现数量很多的一种纹饰,一般作为直口或折腹钵沿外的装饰,都是采用二方连续的构图方式。这种彩陶分布的范围也很广,是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代表性纹饰之一(图9-2)。

在往更西部区域的传播过程中,彩陶的器形与纹饰基本上没有明显变化,在青海民和县藏族和循化县撒拉族聚居区等地发现的同期遗存,甚至也可以直接划入庙底沟文化系统,这是中原远古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1]。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原文化的强大张力,由这一层面看,表现得非常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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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彩陶纹饰的类比上,我们很容易找到传播的证据。如在青海民和胡李家出土的垂弧纹和排弧纹彩陶,与河南陕县庙底沟和甘肃秦安大地湾所见的同类纹饰非常接近[1]。民和阳洼坡发现一例与圆形组合的叶片纹彩陶[2],叶片较为宽大,圆形中填有十字形(图2)。阳洼坡的发现非常重要,它应当是后来马家窑文化类似纹饰出现的起点。在秦安大地湾遗址后庙底沟文化彩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叶片纹变化的轨迹。在一些彩陶上,原来的叶片纹与圆形组合发生了角色互换,圆形增大变成了主要单元,叶片已经明显变成了次要的单元(图3)。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马家窑文化流行的四大圆圈纹的出现。圆圈纹加大了,叶片纹扭曲后变成了圆圈之间连接的纽带,构成新样式的旋纹。马家窑类型流行的旋纹,作为旋心的圆圈纹到半山时期逐渐增大,到马厂时期演变为四大圆圈纹,成为非常流行的主体纹饰。马家窑文化彩陶上旋纹的演变,前期多见旋式四圆圈纹,后期则是折线与四圆圈纹组合或纯四大圆圈纹。马家窑文化前后三期彩陶的中心主题相同,但在构图上有明显的变化,变化的脉络是小圆圈旋纹一大圆圈旋纹一大圆圈纹,最终的构图形式是四大圆圈纹。这是甘青史前彩陶演变的一条主线,叶片纹与圆圈纹组合一旋纹圆圈纹组合一折线大圆圈纹组合一四大圆圈纹,这是黄河上游地区前后相续一脉相承的彩陶纹饰主题元素,也是主要的演变脉络(图4)。过去许多研究者讨论过马家窑文化的来源,认为它是中原仰韶文化在甘青地区的继续和发展,由彩陶的比较看,其实就是庙底沟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只是这种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变。

    这种“西阴纹”彩陶在其它庙底沟文化遗址发现数量不少。在晋南地区,永济石庄、芮城西王村和河津固镇遗址都出土过一些“西阴纹”彩陶钵(图9-3)。其实“西阴纹”彩陶安特生1921年在渑池仰韶村遗址发掘时就有发现,当初只见到这种纹饰的碎片,所以没有人特别注意它。翻检仰韶村遗址最初的发掘资料,确定至少有3件彩陶可以认定为“西阴纹”。在豫西除了仰韶村遗址以外,还有陕县庙底沟遗址也出土数件“西阴纹”彩陶。在关中地区,“西阴纹”彩陶在渭南北刘、长安客省庄、长安北堡寨、扶风案板、宝鸡福临堡、和华县泉护村等遗址都有发现(图9-4)。在陇东地区“西阴纹”彩陶集中发现于秦安大地湾遗址,纹样变化较多(图9-5)。在长江中游以北的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二、三期文化也发现数件“西阴纹”彩陶,器形有钵也有罐(图9-6)。

西部新石器文化中也见到一些双瓣式花瓣纹彩陶,青海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都有发现。所见双花瓣构图与庙底沟文化相似,都是以弧边三角作为衬底,以地纹方式表现。不同的是,叶片都绘得比较宽大,而且叶片中一般都绘有中分线,中分线有时多达三四条(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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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瓣式花瓣纹在甘青地区也有发现,除了秦安大地湾,也见于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阳洼坡的一例四瓣式花瓣纹,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一纵向的叶片纹,构图与中原庙底沟文化大体相同。胡李家的一例则是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三条平行线,象是扩大了的横隔断。胡李家的另一例四瓣式花瓣纹最有特点,花瓣绘得非常工整,整体作倾斜状,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构图非常标准,与中原的发现没有什么分别。在花瓣单元彼此之间,还采用宽大的叶片纹作连接(图6)。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叶片纹为主的二方连续图案,花瓣纹是组合中的一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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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青地区虽然很少典型多瓣式花瓣纹发现,但变体的纹饰还是有的。在民和胡李家,有类似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六瓣花以独立的单元出现,单元之间有垂直平行线作隔断,纹饰绘得非常工整。在民和阳洼坡,也有这样以单独形式出现的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花瓣中间有垂直平行线将六瓣花分隔为左右三瓣。这样的花瓣纹虽然有了很大变化,而且附加有其他一些纹饰作为组合元素,但在构图的风格还是体现有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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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新石器文化中发现的这些史前彩陶,从器形、构图到色彩都非常典型,这些彩陶大多属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者具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风格。器形多为深腹盆类,泥质红陶,多以黑彩绘成。类似彩陶在青海东部乃至腹心地带发现,这表明由中原到西北的彩陶文化通道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便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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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黄河上游地区向南观察,彩陶对南部长江流域影响也非常强烈。由西北到西南,横断山区北部及邻近地区都有一些彩陶发现,从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留下的证据。这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在向西传播的同时,也向南部传播,影响进入长江上游地区。

    我在不久前研究庙底沟文化彩陶“西阴纹”时,曾这样写道:

依近年的发现研究,黄河彩陶文化明确传播到嘉陵江上游和邻近成都平原的岷江上游地区。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到西北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由仰韶文化晚期(或称石岭下类型)过渡到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渊源于庙底沟文化,以弧边三角作衬底的旋纹是两个文化一脉相承的主体纹饰。黄河上游的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都先后影响了长江上游地区远古文化的发展,密切了两河之间的文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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